近日，門診常有家屬因無法幫個案拿藥而連聲抱怨。

    病患到診才能診治，是醫療法之規定，理所當然。但精神科情況跟他科略有不同，部份精神病患者沒有「病識感」，也就是「不認為自己有病」，他們接受治療的意願極低。

    這些個案之家屬非常辛苦，除了照顧及督促個案定時服藥外，若個案不願到門診，還需代為就診拿藥。

    因無病識感的個案通常病情不穩，不適合慢性處方籤，以往國內精神科醫師皆予以家屬通融，在其瞭解病況後開立處方，(當然必需是曾親自到診，且為該醫師熟悉的個案)。不合法，但合情理。現在健保局嚴格取締，且處罰極重，醫師擔心遭舉發，不敢再像以前一樣幫忙了。

 
    可憐的家屬，他們問道：「為何以前可以，現在不行？」

    我們只得回答：「以前是給大家方便，現在政府依法行事，我們也沒辦法。」

    多年的信任一夕間破壞殆盡，家屬痛苦，醫師無奈，病患發病，大家都是輸家。

 
    是的，行之多年，為何現在不可？

    因為健保局財務拮据。

    財務困境似乎是全民醫療保險國家的必然命運，尤其我們的健保以保險之名行社會福利之實，更難經營。台灣健保民眾滿意度世界第一，主因即在「方便」與「俗擱大碗」。

    我們看到實施公醫制度的國家，如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，轉介專科醫師要等兩三個月，非緊急手術或住院等半年。居住在這些國家的僑胞，受不了漫長等待，專程回國治病的時有所聞，他們皆盛讚、也受益於台灣健保的「方便」。

    但是，這些方便在扭曲的健保制度下正逐漸消失中。
 

 

     政府、學界及部分立法委員曾提出各種方案，試圖解決健保財務困境，可惜皆因民意壓力或政治考量胎死腹中。

    台灣每年吃掉四百億營養保健食品，市場之活絡，世界知名，而以國人之健康狀況，多半不需特別補充營養。成大精神部楊延光教授的研究也發現，國內精神分裂症患者之直接醫療花費中，16%用於確定無效的民俗醫療或另類療法，遠高於他們的健保部份負擔自付額。

    我們的民眾，寧願花大筆錢於無意義的偏門醫療，卻不願支持「小病不保」，「部分負擔提高 」等等合理、且能有效抑制健保浪費之制度。

    如此，我們終將無助地面對「不方便醫療」時代的提早來臨。